我不敢和父亲说一声节日快乐

我不敢和父亲说一声节日快乐


在过往的很多个父亲节里,我都想说点什么,一直都没能说出口,堵在胸口难受。我的父亲与共和国同岁,已经70了。父母都是幽居的老头老太,未必知道这么个洋气的节日,如果我打电话回去一顿告白,父亲估计会觉得我受啥刺激了吧,或者我犯了什么错。当然,他们也许知道这个节日,只是我不善言辞也不太习惯表达,总觉得说出来会变淡。


我不敢和父亲说一声节日快乐



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军人,在南京军区做电台情报兵,那是他此生最美好的时光,家里抽屉里的黑白老照片可以看到他年轻时候的英姿勃勃,意气风发。1971年部队裁军100多万人,父亲和战友都回家了,8年的军人生活就此告终。父亲和人聊天经常谈起这段往事,每每提起都精神都特别好,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芒,说到最后,光芒一点点淡了下去,有些伤感和遗憾。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,是无法自主的。


退伍后,父亲依然保留了军人的一些生活习惯,最典型的就是喜欢把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儿。如果我没叠被子,父亲会瞪我,心情不好了还会骂我;我走路或者站立的时候背没伸直,他也会数落我。他还喜欢扫院子,把院子扫的干干净净,哪怕冬天下雪了,也大清早起来扫雪,从我家一直扫到对面的路上,每次我都觉得他是没事找事,白雪覆盖银装素裹多好看。如果刚扫完,又开始下大雪,我会很高兴,笑着对他说:“你扫啊,你一直待院子里扫啊,我看你能扫干净。”有时候他会瞪我,心情好的话笑笑走了,去烧炉子了,把炉火烧得很旺,再烤个红薯,满屋子都是香味,墙壁斑驳的老屋也是满满的温暖。


父亲退伍后,因为文化水平低,家里没背景,没啥好工作安置,就做了乡村放映员,背着古老的放映机到处去放电影,经常不在家。小时候每次母亲打我,我就站在门口土堆上大声哭,边哭边喊父亲赶紧回来救命,我妈又打我了,当然他是听不到,听到了也未必会救我,可能还会和他媳妇一起打我,我是哭给邻居老奶奶听的,她经常会来救我。我是家里的老三,在哥哥姐姐小时候,父亲经常不在家,在各个村落给人放电影,农村的红白喜事都喜欢请一场露天电影,挂一块儿白色幕布就是屏幕,村里人各自带板凳自觉排列坐好,在那个没有电、娱乐资源稀缺的年代,露天电影还颇受欢迎的。


我不敢和父亲说一声节日快乐



我妈说我姐小时候我爸很少抱她,以至于到现在我姐都耿耿于怀说父亲不喜欢她。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三四十岁了,学会了顾家,回家的次数多一些,每次回来都会从口袋里掏出来点吃的给我,苹果、桔子、糖果、花生什么的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是很奢侈的。我姐就没这待遇,她嫉妒,所以她那个时候也不喜欢我。冬天冷的时候,父亲会在临睡前把我的小被子在炉火前烤热,再把我裹进去,跟包肉粽子一样。


山里没有幼儿园,我直接上了学前班。上学后的第一个冬天,每天早晨天还没亮,父亲就起来烧火,然后再叫我起来,他提着书包和火盆,再把我包严实,我背着母亲缝制的布书包,他一手提着火盆一手牵着我,我们一起去上学。有时候把我送到教室门口,还没开门,还没人,他就和我一起蹲在门口烤火,等有同学或者老师来了,他再回去。下雪的时候父亲会来接我,背个背篓,把我和书包放背篓里,他提着火盆,背我回家,感觉像背了一头猪仔。有时候下雪天他没时间来接我,就会派我哥来,通常我哥会带着他的小伙伴,我哥背我,他的伙伴提书包和火盆。这些待遇在我的小伙伴那里是没有的,她们都是自己提着火盆和书包去上学,山路盖雪后很滑,她们没少摔跤,但我从来没有过。


虽然父亲很偏爱我,但也没少揍我,记忆中最后一次打我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,有次早晨上学迟到了,我的老师周老太不让我进门,让我站在门口,还批评我说晚上看电视早晨起不来,我不客气地回了她一句:“我昨晚没看电视,嘴长你身上随你怎么说。”我觉得她冤枉了我,我是迟到了,但不是因为看电视,前一天晚是周三,那时候山里只能收到陕西电视台,周三是秦之声,秦腔这种古老的艺术我欣赏不了,就早早睡了。周老太很生气,觉得我顶撞她,就给父亲告状。回家后父亲就收拾了我,暴打一顿,恰好是收麦子的时候,拿捆麦子的葛藤打我。打完了,我生气不吃饭,然后因为我不吃饭,暴打了我一顿,一点都不手软。他受不了我顶撞老师,认为这是大逆不道,绝不能原谅轻饶。



大约1991年,陕南深山里通电了,村里陆陆续续买了电视机,露天电影也没了市场。父亲失业了,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,但还得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尤其是我还在上初中。父亲凭借放露天电影积累地修发电机的技能,于是在村里协助维护电路,村里变压器保险丝烧坏了换保险,给村里的邻居们安装家里的电线和电灯。有时候刮风下雨树枝把电线砸坏了,父亲就得戴上脚耙子艰难地爬上水泥电杆去维修,我仰头看的时候总是很担心他会掉下来。


后来父亲临时辅助电工的的工作也没了,他只好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去河南三门峡金矿打工,我们当地的暴发户都是在金矿发家的。我们家没有因为金矿发家,打工所得也仅仅够维持生计和我上学。每年春节过后大概正月底父亲就和村里相熟的人出门,母亲也一起去了,姐姐出嫁了,哥哥也成家了。我是大龄留守少年,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住校了,每年开学交了学费、粮食和柴,换够了半年的饭票,他们就走了。期间很少回来,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情,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上山(矿区在山上)的时候树枝光秃秃,年底下山回家的时候树枝还是光秃秃的。好在我足够自觉,也理解父母的艰辛,那时候我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成绩经常名列前茅,是父亲的骄傲。


其实这么多年了,我一直有个疑问,据父亲表述,他好像小学没毕业,最多就上到三年级吧,那他是怎么在部队当上情报兵的?他又是怎么学会修发电机、安装变压器的?我哥结婚的时候,他代表男方家长讲话,说两家喜结“秦晋之好”,这些词又是在哪学的呢?多年来这些疑问一直都没有答案。



大学毕业后,我很少回家,有时候回去父亲就会给我告状,控诉我妈欺负他,说我妈让他冒着被蜂蛰的危险,做个蜂笼把蜂收了,想让我主持公道,还说我妈趁他睡着了打他,对此我妈的辩词是他呼噜声太大了,影响她睡觉,想把他打醒。我有些不习惯,突然觉得父亲老了,像个孩子。


那年冬天,我独自住院做手术,出院后在姐姐家,他和我妈来看我,没说几句话,就眼红了,我懂他的不言而喻,不过是对没能照顾我感到自责。前几年的每个冬天,父亲都会去医院住一段时间,每次我都会去看看他,给他钱,再带他喜欢的甜的蛋糕点心。我妈就警告他,不准让我知道他在医院,不准拿我的钱,父亲很委屈。我不喜欢我妈这样,太见外了,为什么要和我客气?


去年端午节回家,路过花市觉得茉莉花还不错,就买了一盆,抱回家,父亲很高兴,吃完饭就立马铲土,还把老妈装菜的盆拿来准备种花,太小了装不下,就把垃圾桶洗干净,种在垃圾桶里,黄昏的时候搬到院子里,早晨日出后又搬回来,怕晒坏了。还和老妈分工,那个茉莉和小红花他负责照看,把那几个发育不良的小花小草分给我妈照看。


6年前,父亲把老房子隔壁的大树砍了,放置了一年晾干之后,找了村里的木匠,打造了两口棺材,母亲又在村里的流动小商贩那买了寿衣。我回家后,看到在堂屋后面角落堆放的两口棺材,很不适应,心里很难过,总觉得这是个不吉利的东西,甚至偷偷地哭。大约在那个时候,我突然觉得父母老了。后来又过了两年,父兄在老房子的旁边修了一座墓,父母在墓地周围种了各种的花花草草和蔬菜。冬天,父亲把他那些肥胖的多肉移到墓穴里面过冬,墓地的牌楼可以挡风,天气好的时候父母还在墓地前面晒太阳,和邻居老头老太打扑克,好像这就是家的一部分。我也曾坐在墓地前晒太阳,回想父亲这平淡艰难的大半生是怎么走过的。


我不敢和父亲说一声节日快乐



每次离家的时候,我都说你们在家好好的,不要吵架,他笑笑说那个老东西(我妈)老欺负我,不吵架是不可能的,不打架就行了。好吧,就当是给我秀恩爱了,吵了一辈子,乐此不疲,我也习惯了。我结婚成家之后,回家的时候更少了,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,也都是打我妈电话,很少单独打电话给父亲,他也从未有过怨言。


村里的旧房子基本拆完了,但是父母依然坚守在那个1983年修建的土房里,打扫得干净整洁,院子里种满了蔬菜和花草,倒也温馨。那个斑驳的老屋,那两个吵吵闹闹的老头老太,曾给过我生命中最初的宠爱和温暖,那也是这世上我唯一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方,不用担心自己做得不好,不用担心被嫌弃,不用低眉顺眼,就算是错了也就被骂一顿,过几天就好了。这种温暖是生命的底色,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对抗这人世的风雨和坎坷。


作者 | 小麦 | 秦岭山里走出来的姑娘